刚刚看完关于进口药品的一部影片《我不是药神》，作为从医三十年的医生感触很深！
作为医生，有药品可以控制的疾病，应该实属万幸，在判断此药品可以治疗或者是有效控制病情的时候，我们提笔开药，真的是很少考虑价格问题；因为目前多数药品已经纳入全民医保。
作为患者，对于急性病 有要可以治疗的疾病还算幸运；如果家庭条件较差，哪怕是借钱买药，治好之后努力赚钱还债即可。赢了中国那句老话“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”。
如果是慢性病，医保药物能够保证也不算是大问题；
而如果是癌症，无药可治才是患者最怕的事情；而那些必须依靠昂贵进口药品长期维持的疾病，对于家境一般的患者家庭，就如电影里所讲的一样只能等死；这比无药可医的癌症更令医生以及患者心痛。
前不久，国家对于癌症药品免关税的喜讯刚刚传遍祖国山河大江南北，这部由事实改变的电影上映了，让更多的人了解了|“假药”这个名词的另一种“含义”！
这个刷遍医生患者群体的电影，改编自一个真实的故事：代购救命药。
作为国产电影十年来第一个九分片，药神勇哥的故事改编自「中国抗癌药代购第一人」陆勇的故事。
电影中提到的治疗白血病的药物原型，是诺华制药公司的明星抗癌药：格列卫。
格列卫是一种伟大的药物，它成功地把致命的慢粒白血病，变成了一种像糖尿病或是高血压一样，仅需规范服药即可控制病情的慢性病。
但这个划时代的药物，很贵。2013 年以前的中国，格列卫一个月药量的售价是 2 万多人民币。
现实中的「药神」陆勇，是一名慢粒白血病患者，在他去印度前的两年里，光吃这种药，就花了 56.4 万。
后来他接触到了印度药企生产的一款仿制药，并把自己作为实验对象，测试这个药物的有效性，幸运的是，他觉得效果不错。陆勇开始把这个药物推荐给更多病友，并帮他们从印度代购仿制的格列卫。
正版的和仿制的，价格从每月 2 万，变成了每月几百或几千。这让很多普通家庭的慢粒白血病人，看到了一线生机。
几年之后，陆勇被捕，罪名是「涉嫌妨碍信用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」——在中国，格列卫是受到专利法保护的，从法律的角度看，印度产的格列卫，是假药。
陆勇被关了 135 天，有 1002 名癌症患者为他联名写信声援，检察院最后作出了不起诉的决定，陆勇被释放。
在他的理解和阐述里，他不是一个试图从「非法贩卖」药品中赚大钱的神油店店主，也不是一个试图和法律进行对抗的「英雄」，他只是一个饱受慢粒白血病折磨的病人，同时，他始终对病友们抱有深深的理解和同情。
电影，是经过艺术加工的产品。对于中国的癌症病人来说，他们的真实生存处境，更是行走在刀锋边缘。
电影里那句「我生病吃药这些年，房子被吃没了，家人被吃垮了，警察领导，谁家没个病人，你能保证一辈子不生病吗？」就是亲耳听到病友说出来的话。
为什么中国没有这种便宜药？
图片来源：《我不是药神》剧照
其实不只是在中国，只要这种药物在专利期内，大部分国家也都吃不到便宜药。
从创新角度看，药品可以分为两类：
专利药。制药公司经过漫长的基础研究、动物试验、人体临床试验，再经过各国药监部门批准之后上市的药物，就是所谓的专利药；仿制药。专利药的专利过期之后，各个大大小小的药厂，模仿专利药的成分，通过各国的药监部门的批准上市，仿制药的厂商不用再冒着巨大的风险进行漫长的研发，成本大幅降低。
仿制药物，技术上并不是难题，难的是国际规则的制约。
专利权对于制药业，意味着在法律所赋予的权力之下，制药公司对于新药的销售和定价的绝对控制权。
印度，是个特例。
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印度的专利法不承认药品专利，印度的制药公司可以大规模地仿制跨国制药巨头研发的新药。
在上个世纪 80、90 年代，印度利用这个宽松的环境，一举成为仿制药大国。
图片来源：《我不是药神》剧照
为什么把救命药卖那么贵？
在《我不是药神》的电影里，跨国制药公司是个趾高气扬的、用尽一切手段阻止病人吃上便宜药的大反派。
事实真的如此吗？
好的药物是这个社会的福祉。目前，绝大部分的创新药物都是诞生在制药公司，而不是大学或者研究机构的实验室里。
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后，新药研发的成本暴涨。总体上，每一种新药研发都是一个十亿美元量级的冒险。
这样的冒险，无法单靠理想去支撑，必须由资本介入。
冰冷的现实是：利润是新药研发最强的驱动力，只有利润的驱使，才有可能让巨额资金投入一场巨大的冒险。
很多时候，冒险会血本无归。
难道穷人就吃不上救命药吗？
图片来源：《我不是药神》剧照
专利药并不会一直贵下去，降价一般有三种途径：
1. 新药专利到期。
新药的专利期通常是十几年到二十年不等，从申请之日开始算起。
随着专利到期，仿制药进入市场，专利药的价格一般会降到原来的 20%，仿制药的价格更低，有些只有专利药的二十分之一。
格列卫 2013 年专利到期之后，国内仿制药刚进入市场时，售价是 4000 元一个月，最近的价格更是降到 1000 元一个月。加上医保负担的部分，普通人已经能吃得起了。
2. 国内立法，强制许可
2001 年，WTO 的多哈宣言允许各国在出现公共健康危机的时候，实施对于药品的强制许可——哪怕药品仍然处于专利期内，也可以强行仿制。
印度可能是利用药品的强制许可最为纯熟的国家。
巴西、泰国和南非等艾滋病比较严重的国家，都曾经用强制许可，在本国提供便宜的治疗艾滋病的药物。
中国目前没有通过对任何一种专利药物实施强制许可来降低药价。
3. 药价谈判
各国政府会通过国内的广大市场来进行谈判, 降低药品价格。
中国由医保基金出面的国家药价谈判，经过了 16 年和 17 年的两轮，将十几种抗癌靶点药实现了大幅的药价下降并进入了医保目录。比如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易瑞沙，从 15000 元降至了 7000 元。
抗癌药这么贵，值吗？
目前当红的抗癌药，主要是靶向药、免疫疗法相关药物，都很贵。
与公众印象中的生命无价不同，健康经济学一直在孜孜不倦地为疾病与生命计算价格。
救命药，什么价格才合理？
一个现实是：很多疾病，目前还无药可医。
因此，激励制药公司投入新药的研发，丰富我们面对疾病时的武器库，对促进全人类的健康而言非常重要。
新药价格，是一场博弈：即要保证一定的利润激励制药公司进行新药大冒险，也要约束资本无限逐利的冲动，保障数以百万计癌症患者们的生存权。
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一篇评论文章写道：也许我们可以寻找一种双赢。
它的意思是，用一些适当的机制促进政府、医疗机构、和患者对药价制定的参与，药价降下来一些，使用者却更多了，长期看来，医药公司并不会有太大的损失，而这一点也保证了患者可以有药可吃。
还记得前面说的格列卫吗？它因为高价格而被很多治疗慢粒白血病的医生控诉，但这些医生们仍不忘强调：「感谢制药工业的配合，慢粒白血病目前有药可以吃。」
有新药，和吃得起，是一条走钢丝似的两难道路。
文章内容部分来源于网络 感谢原作者辛劳。
